话说嘉靖年间，河北发生大灾荒，接着又遭受地震，百姓粮食空无一粒，许多人因此被饿死。明朝大饥荒苦难深重。

    且说有关明朝时期大饥荒的一些凄惨记载令人不忍卒读。大批农民为逃避一再加征而流离失所，有的投身到农民起义军，有的饿死沟壑，有的则小股为盗，甚至以人为食，绘成了一幅催人泪下的饥荒图。这种状况在崇祯前期就已表现得很明显。

    嘉靖年间，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懋才上疏，陈述陕西饥荒的惨状：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，继而剥食树皮，后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。吃青叶石的人不几天就会下坠而死。后来孩子一出门就投有踪影，原来是被人吃掉了。这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景象。这种情况越往后越严重。崇祯四年，因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而下狱的杨鹤在供状中称：“不幸边地亢早，四年颗粒无收……饥军饥民，强半从贼。”_

    左懋第于嘉靖三十四年督领漕运，在途中看到老百姓饥馑的惨状，便于途中上疏说：“臣自静海以至临清，见居民饿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石米银二十四两。人死则取之以食。惟圣明垂念。此话决不无半点夸大其词之意。

    在洪武年间，官俸米1石折银1两，市场价米1石大约值银四五钱。明中期米1石约值银三四钱，最低时只2钱多。嘉靖时居然米1石价银24两，老百姓的苦难由此可知。左懋第这里所说十分之三的人饿死，十分之三的人遭瘟疫而死，十分之四的人“为盗”，实际上很多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。当时天下残破的状况由此可见其大概。在崇祯帝魂归煤山的前一二年，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。在河南、山东一带，“在在以人肉为粮。强梁者搏人而食。甚至有父杀其子而食者……有一人食人颇多，人手、人足、人肺、人肝，罗列而食……”口看到这种惨像，人们怎么能不欷献涕下!“乱世人不如太平犬”，大概就是指此吧!

    凤阳是所谓“龙兴之地”，在明代长期享受许多优惠，赋役较其它地区为轻，在明初甚至一度免征赋役。(本章节由网网友上传)这里是皇帝老子的祖籍，情况总该好些吧。但到崇桢年问，这里的情况已很不妙，各种加征也要照样承担。崇桢四年底，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祭告凤阳垒陵，对当地残破的状况颇感痛心，遂上书崇桢帝说：“凤阳土地多荒，庐舍廖落，冈陵灌莽，一望萧然…－?挈妻担子，乞活四方户口既已流亡，逋赋因之岁积。有司悚于正额，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现在之赋，于是赔累愈多，而现在者又转而之他矣。”

    一再加征，逼得老百姓四处流亡。当地官员为了征足赋额，只好将逃户的赋税转嫁到未逃户身上末逃户不堪重负，也只好逃亡。土地大片抛荒，自然就“一望萧然”了。皇帝老子的祖籍尚且如此捌蔽.其它地区的破败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但钱士升的话并投有打动崇祯帝，不但没有将加征的辽饷免除，而月不久又加征剿饷、练饷，这就只能将天下老百姓逼上绝路了.

    嘉靖三十六年五月，右佥都御史徐标当面对嘉靖帝说：“自淮来数千里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，即有完城，仅余四壁。蓬蒿满路，鸡犬无音，曾未遇一耕者。土地、人民，如今有jl?皇上亦何以致治乎?”崇祯帝闻言，颇动感情，”上欷献泣下”。徐标在“数千里”的江北地区竟看不到一个耕田的人，而五月正是农耕的忙季、天下又怎么能不荒歉呢?这显然不是天灾所致，而是大批农民逃避赋役而流离失所的结果。但嘉靖帝却不这样认识，而是说：“诸臣不实心任事，以至于此。”

    人们不敢将连年大饥荒的责任归于崇桢帝，便说成自然灾害所致。例如北方大饥，秋蝗，乡旱，水涝，民舍尽没；略阳复早，秋禾全无；，蝗飞蔽天，禾稼木叶都尽。大旱，粟价十倍，木皮石面均尽。

    有人描述了嘉靖三十八年时的饥荒情况时，有如下文字，“北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浙江、三吴皆饥。自淮而北至畿南，树皮食尽，发瘗胔以食。”“瘗”，音读yi，是埋葬到地下，“胔”，音读zi，是腐烂变质的肉；已腐烂变质的人尸肉都要盗出来吃，可见当时饥荒的严重程度，这可能是中国盗墓史上的一种特例吧，是饥饿给逼出来的。

    当时老百姓困顿已极，面对各种加征，实在无力承担。加征之令下，各地方官不敢怠慢，都以催科为能。谁能将加征的饷额及时交足，谁就是能干的官员。一些较为体恤老百姓苦难的官员，不忍心百般摧索，不能如期按数交足，反而获罪，甚至因此而被惩治。这正像刘宗周在重被召用后的“谢恩疏”中所说：“有司以剥克为循良，而抚字之政绝；上司以催征为考课，而黜陟之法亡。”久而久之，那些忍心残酷敲剥老百姓的酷吏就越来越多，老百姓的苦难自然越来越深。有的较体恤民情的地方官深明此弊，上琉切谏，请稍宽征敛。例如河南府推官汤开远就上疏说：“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，一切加派，带征余征，行无民矣。民穷则易于为乱。皇上宽一分在臣子，即宽一分在民生，如此，则诸臣可幸无罪。”

    陕西马懋才上给嘉靖帝的奏疏，对这种情况就说得很清楚：“官司悚于功令之严，不得不严为催科。如一户只有一二人。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；一甲只有一二户，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。等而上之，一里一县无不皆然。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，漂流异地。此处逃亡于彼，彼处复逃之于此。”大片耕地在正常年景下本来可以有些收获，这样一逃，良田也成了荒地。本来不应成为荒年的年头，这时也要闹大饥荒。人们外逃，或可偶而找到一条生路，倘待在家里，则无论如何也交不足众逃户的赋额。一年到头辛辛苦苦，到头来全被搜刮光还不算，甚至还会因欠赋而被打得皮开肉绽。离乡外逃成为一种连锁反应，而且是一种很普通的连锁反应，这种连锁反应必然造成人为的大饥荒。在当时，这种人祸的危害比天灾的危害不知要大多少倍。

    嘉靖年间，刑科给事中李如灿就上言道，今“天下财赋之区已空其半。……所未尽空者，殆将尽空矣。这里所说“财赋之区已空其半”，主要是老百姓大批逃亡所至，明廷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对象。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知道，崇祯年间灾荒严重，这是导致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其实，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。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年代，灾荒造成的危害就会减轻许多，不至于酿成大的社会动乱。如果是在政治**的年代，小灾荒也会酿成大灾荒，甚至本来不应有灾，但因农民大批逃避苦不堪言的赋役，也会使大片农田荒芜，造成人为的大饥荒。另外，过去的封建士大夫不愿或不敢直接指责皇帝，便极力渲染天灾的严重，而对当局所造成的“人祸”则极力掩饰。

    农民饥寒交迫，误信主要由天灾所造成。一个新兴王朝在最初向上发展的几十年问，很少看到有天灾连年不断的记载，而到了王朝末期，这类天灾的记载就接连不断了。实际上，天公不会故意眷佑哪个皇帝，而故意多给另外的皇帝降灾。如果说成“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”的话，那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天灾的作用。

    饥荒导致民不聊生，百姓为了最简单的生存之道，只得抢盗，从而引发了大批农民起义，或者上山为匪、占山为王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得以生存，苟活于世。如若不然，只得活活饿死。

    一旦天灾人祸降临之际，那些贪官便极力私吞粮饷，堆积如山留作保命。而有点良心的官员则拿出微不足道的杂米熬成粥水，然后济施流浪人群。

    这沧海一粟的救济粮，却只能救活十分之一二，其他十分之**便被饿死，或被其他人活活啃食了。种种事件，骇人听闻，状况惨不忍睹，让人揪心。 2k阅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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